這些年來，超低利率環境導致資本氾濫，金融界裡的許多對沖基金(hedge fund)，挾帶大量的便宜資本，購買上市公司股權，所為何來?

場景來到2014年，對沖基金大佬比爾．艾克曼（Bill Ackman）以股東身分，盯上以生產「愛爾蘭肉毒桿菌」（Botox）聞名的藥廠愛力根（Allergan）。他以措辭強烈的語調，猛烈抨擊愛力根的董事會嚴重失職、辜負責任，因為他們「拒絕被Valeant藥廠以538億美元收購」。

業界普遍認為，538億美元的開價，對愛力根來說，其實並不算很有誠意的條件。而積極撮合雙方的艾克曼，其實本身也持有Valeant藥廠的股權，犧牲愛力根、成就Valeant，很難說他的意圖單純。

無獨有偶，2017年，美國工業巨擘通用電氣(GE)擔任執行長長達17年的伊梅特（Jeff Immelt），也宣布即將退休。伊梅特長年推動集團「去金融化」，缺乏炒作題材，不若前任執行長傑克威爾許受華爾街認同；伊梅特宣布退休，據悉也有金融大亨佩爾茲（Nelson Peltz）穿梭運作的身影；伊梅特的繼任者也表明未來將著重各種併購題材，提升集團「成效」。

此外，連食品業也難逃對沖基金的魔爪。對沖基金Third Point的創辦人洛伯，在2017年也砸了35億美元，入股全球食品龍頭雀巢（Nestle），擠身成為雀巢第六大股東。

這些對沖基金，投入鉅資，通常高舉「股東行動主義」的大旗，標榜自己是「維權股東」，他們此舉圖得究竟是這麼?「維權」是要維護誰的權益?

我們或許可以從投資雀巢的洛伯口中一席話，略見端倪，「像雀巢如此優質卻存在大量改進之處的公司實在太罕見了。儘管該公司在消費食品市場擁有最佳布局，但股價成長卻遜於歐美同業。」

那麼，又該怎麼做才能提升「公司股價」呢?

專精研究歐美公司治理實務的約瑟夫．鮑爾 (Joseph L. Bower) 等人就發現，這些維權股東通常入駐公司，通常有一些既定的「套路」來執行。

首先是要求公司展現對股東友善的資本配置。每年的股利配發政策，要令股東足夠滿意。

其次，高階主管薪酬要與股東利益一致。簡單來說，為了讓高階主管更專心「衝股價」，不如就以股票作為薪酬的一部分，激勵經理人。

第三，刪減高風險的研發活動。對於許多科技、醫療產業來說，研發費用居高不下，對於追求短期股價爆發的股東來說，自然是眼中釘。因為只要一刪減，提列的資本支出減少，股價自可飆高。

簡單來說，對沖基金介入公司、激勵短期股價的套路，就是提高股利、主管薪酬與股價連結、刪減研發費用。

這種作法，可能適得其反，對公司長遠經營帶來反效果。

對沖基金聲稱經理人「追求股價表現，就等於追求公司的最佳利益」。卻讓許多公司的財務長，傾向放棄投資可望長期獲利的計畫，好讓公司達成分析師的獲利預期，拉抬股價。

這種作法，會有很大的隱憂。因為一間公司的重大創新，往往需要長期持續的投資，才能達成。像是蘋果最新的iPhone A系列晶片，就花了八年研發時間才問世。

事實上，對沖基金把公司經理人當作代理其意志的「代理人理論」，有其根本缺失。根據統計，目前美國資本市場，平均股票持有時間約為7.3個月，所謂的「股東」，有時只是想要賺取差價的投機客，對公司的遠程經營，根本不在乎。許多對沖基金亦抱持類似想法，他們如同許多石化工業，大量擷取資源、傷害環境，對於長遠的資源護育並不在意。

再者，公司經理人並非專責滿足股東期望「代理人」，聲音大的股東或許有其私利考量；公司經理人實際上是專職經營管理事業的「受託人」，其眼光應涵蓋所有利益關係人，包含社會面的關懷。

更嚴重的是，被價值掠奪的公司，已無心力投資於新的成長動能，並忽略外部環境變化，導致被新崛起的公司取代。

在文章一開頭，被對沖基金盯上的藥廠愛力根（Allergan），此事後來有了戲劇性的變化。

當初拒絕被Valeant藥廠收購，是因為Valeant藥廠開價太低，愛力根營運後來蒸蒸日上，醫藥巨擘輝瑞公司甚至願意出價1600 億美元併購，幾乎是當初Valeant開價的快3倍。

反觀Valeant的營運，卻因為請鬼拿藥單，被對沖基金介入太深，追求股價報酬率上過了頭，在藥品定價上太過離譜，被主管機構盯上，市值縮水九成以上，股價原本高達250美元，現在只在10元上下打轉；兩相對照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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