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拉蕊痛批黑心藥廠,真相是什麼?

電視上,民主黨總統候選提名人希拉蕊.柯林頓正夸夸而談,斥責圖靈藥廠謀取暴利,年僅30歲、野心勃勃的年輕執行長,買下專利用藥後,將原本一顆13.5美元的藥物,漲到750美元,數十倍的漲幅,簡直令人吃驚,由於傳統以來,藥廠多數是共和黨的大金主,民主黨於是趁勢發難,這是吃人不吐骨頭!

 

希拉蕊痛斥藥廠哄抬藥價,「某些藥價漲得非常不合理,須更嚴加審視」,無疑是對產值龐大的藥品界、生醫界開了一槍,立刻讓生技股股價全面被打趴,重挫4%以上。

 

這似乎是一幕眾多黑心藥廠為富不仁、狂妄高管坐領高薪,冷眼看病人們垂死掙扎,希拉蕊高舉正義大旗,討伐惡霸的劇碼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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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請等一下,事情的全貌,真的是這樣嗎?

 

為何藥價如此昂貴? 未來可能會有什麼解決方案? 之前談到醫療保險,這次更深入談美國藥品界,或許能明白希拉蕊所痛斥的藥廠面臨的生態結構。

 

藥品研發一直都是需要投注大量資本的活動,因規定嚴、時程長、關卡多,耗時費錢,且有很大的風險。因為任何研發中的藥品,都可能在繁瑣的申請流程、四階段的臨床測試中,因為各種原因,如資料不全、療效不顯、標示不清而被退件、終止、甚至上市後面臨下架命運。導致藥廠投資付諸流水,變成龐大的沉沒成本。

 

冒著這麼大的風險,誰還敢做呢?

 

因此為了鼓勵藥廠承擔龐大風險、戮力研發,上市新藥享有十幾年的專利權保護,其他藥商無法製作相同藥物;但當專利期過去,其他藥商就可以應用相同元素與製程,生產更便宜的版本,名之為「學名藥」。專利權是讓藥商有機會以訂價優勢,補回之前所投入的資本,同時有餘裕為研發其他新藥做準備。但這種獎勵,反而有時會被有心人士利用,變相成不合理定價的幫兇。而希拉蕊所痛批的圖靈藥廠,就是看準這點、獅子大開口。

 

以比例來看,在美國,儘管藥品支出僅佔國家衛生費用的7%~8%,但卻是增長速度最快的部分。以1986-1996年美國藥品費用 (含門診處方藥物) 增長為例,其費用從214億美元增長到近500億美元。

 

美國採取獨特的第三方付費方式。在美國藥品費用的給付體系中,60%的處方藥費用由「美國醫療照護」 (Medicaid)、管理保健組織 (Managed Care Organization, MCO) 和其他組織等第三方買單。

 

這種獨特的第三方付費方式,使病人不用考慮選擇藥物,並且不須支付全部的藥品費用。這種多方付費的制度,對於抑制藥品費用增長極為有限。因此,通過何種方式能有效、合理地控制藥品費用的上漲,一直都是重要的議題。

 

在此一結構下,獨特的事業模式也就因此展開了。

 

藥品福利管理公司 (Pharmaceutical Benefit Manager, 以下簡稱藥管公司PBM) 正是順應情勢發展出來、控制藥品費用增長的事業組織。

 

藥管公司會與私人公司、醫療保障組織、保險公司 (第三方付費者) 個別簽約,處理藥費給付申請跟寄送藥品,如果能幫簽約的顧客節省藥費,就可以依此收取管理費,同時達到控制藥品費用增長的目的。

 

實際上是怎麼做呢?當有個病患到藥局找藥劑師時,藥劑師會先檢視藥管公司提列的藥品給付計畫所開出來的藥單,看看這位病患拿的藥是否在藥單上。若是有的話,他只會向病患收取少量費用,然後再向藥管公司請款,索取其餘款項。

 

此時,藥管公司會根據之前的協議,把該給的費用給藥局;再將自己償付的費用、以及管理費的發票,交給僱主、保險公司等醫療管理機構,作為請款。這一層層相扣的環節,就是美國藥品界的生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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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1990年代中期,藥管公司的業務因電子網路系統的建立而有了突破式的進展,其業務也由處理藥品給付申請,發展為提供綜合的藥品福利服務,由被動式的藥品配送中介機構,進化為主動式的藥品管理機構

 

藥管公司搖身一變,成了掌握美國人健康醫療大數據的公司!透過進行網上零售和處理申請償付,藥管公司掌握藥品與用藥人鉅細靡遺的數據,建立電子藥品資訊庫,擔任藥品資訊提供/把關者,協助健康維護組織與政府量身訂做「處方目錄」。

 

處方目錄是各類疾病治療藥品的選擇目錄,特定病症該開哪種藥,處方目錄列得清清楚楚,如果藥效相同時,處方目錄通常會提供較廉價的産品。如果沒列在處方目錄上,抱歉,病患就得自掏腰包、多付一些費用了。

 

藥管公司通過各種手段,鼓勵醫師和藥師使用處方目錄中的産品,來降低藥品費用支出、進行處方管理。

 

大型的藥管公司因為與越多家醫院、醫療保險提供者以及公司簽訂服務契約,因而在藥品採購方面具有非常強的購買力和影響力,可以獲得藥商給予的折扣,也因此,藥管公司之間會進行併購、以取得議價談判優勢。

 

例如,快捷處方管理控股公司 (Express Scripts Holding Company) 在2012年與Medco Health Solutions合併後成為北美最大的藥管公司,以對藥商獲取更大的談判優勢。

 

因為市場占有率越大,可以透過編制處方目錄,決定某類藥品是不是可以成為更多患者的選擇,主導權就越強,藥商往往為了希望被列入目錄、增加被選用的機會,而願意讓步。而節省的藥費越多,其收入越穩定,也同時達到控制支出的目標。

 

未來,藥管公司在大數據的運用,也很令人期待。他們可透過龐大數據資料 – 患者的用藥紀錄、藥品支出使用和付費的數據,逐步改良償付計畫的設計。

 

此外,藥管公司檢視用藥數據後,如果發現可替代、重複或可能有害的藥品,可以告知藥師。更可結合患者的藥品使用歷程,對照製藥公司的醫療結果,進行分析,將可得出更廣泛、精確的分析結果,提供病患更有效的藥物或治療方法。由此也幫助製藥公司確定市場規模、掌握研發方向,從而降低藥品的研發風險,這對藥商控制研發成本極有價值。

 

若此系統長期運作良好,不只對日益提升的藥品費用,會有更多正面助益產生,而所有醫療體系參與者,從製藥源頭開始直到終端使用者,都能共享成本控管的好處。

 

前述圖靈藥廠事件,最終是以執行長態度軟化、退讓坐收。而希拉蕊也不必再扮演討伐黑心廠商的正義之師角色,因為絕大多數製藥事業,都是在龐大經營風險上努力求生,促進整體生態的健全,才是患者、產業和國家之福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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